变成棉纱、棉布、染色布层层道道工序并不比养蚕少。相比养蚕的工艺和原料都集中于本国,咸国棉花半数以上仍需从志国、晋国进口,中间被加过多到利润和关税,进口的价格并不便宜,需要最后平衡国内棉的价格,纺制成棉纱织布。
就人工和生产周期,当下棉布的所需付出的单位人工和原料、物流成本与蚕丝相差不是很大,显着成本差异在织机和养蚕的规模,棉布织机和纺纱机的效率确实要远高于丝织品的织机。
纺纱和织布环节各只需要一人,而生丝变成熟丝过程的烧丝、纺丝线需要三人,一人下料,一人烧丝,一人纺丝。织造环节普通丝织物织机最少需要两人,如是锦、缎等提花高级面料,则需要四人至五人,而棉布织机不考虑特殊加宽门幅情况下,最多也就两人。即便是改进后的织机,在实现完全机械机器纺织前,两者效率之比的变化并不大。
由于丝绸耗费人力是棉布的三至四倍,在生产力并不高的当下,丝绸的价格更高是合乎情理的。但棉花受产区路途和关税多重影响,价格居高不下。
鉴于要将三四千里外志国、晋国的棉花经由水路运往咸国,运输成本将大幅攀升,而船只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每次运输的总量。于是棉花的进口价格又稀释了丝绸的人力成本,因此棉布棉布的成本相对高得多。
而丝织品的价格受蚕丝和织机产量制约,自然形成商品固有的稀缺特性,当丝织品的总数远少于棉布时,价格往往是其的数十倍,锦、缎更是有高达百倍的差距。当然,锦、缎的生产工艺复杂周期更长效率也更低,更高的价格有其合理性。
高昂的丝织品价格为不受官府控制的绸商提供了巨额利润,而养蚕需要侵占更多的优质耕地用于种植桑树,腾挪更多的人力养蚕纺丝,从事丝织品的生产活动,丝织品并不能带来基本的必需品生产。在劳动力低下的农耕社会,大量生产丝织品意味着耕地的减少。
咸国的绸商控制了着大量绝好的土地,同时利用丝绸赚到的利润积攒惊人的财富,巨额的财富既没有充分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和产业投资,也没有用于开荒种地,弥补种桑侵占耕地的农业损失,而是被囤积在家中伺机而动,当大量资本的聚集在权贵手中时,最终将形成以博取更高资本利润的热钱。
而当下最大的利润商品,莫过于权利。
那些依附于太子的绸商和权贵,无不寄希望于太子登基后给予他们更多的经济特权和利益份额,这就意味着绸商们更愿意将钱投入政治运作。
当不良资本以瓜分国家和百姓利益为目的展开资本逐利活动,最终将推翻现有一切持续好转的制度和社会稳定,这显然不是百里燕想看到的结果。
籍此竞价的机会,严厉打击绸商的气焰,剥夺他们一夜暴富的机会,更有利于咸国政局的长治久安,在太子登基之后,不会急速形成新的强大权贵集团。
而今咸王老迈,权利移交日趋紧迫,高勋处处为太子利益着想,是为日后辅佐太子奠定君臣关系,而不至于太子登基,大规模撤换旧臣雇用新人。
但在百里燕看来,未免有些操之过急。当下内阁权利稳定,除鼎炀侯外,太子做出任何有悖政权稳定的决意,均不会被内阁通过,要越过内阁发号施令,没有财政和军队的支持,任何重大政治举措均无法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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