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山大惊失色,此前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种话。
没有组织,就没法有效管理,自由自主之下,再一致的理想也势必各行其是。
你赶着一群野马,手中却没有缰绳,草原又急风骤雨,它们能乖乖按你挥手的方向跑吗?
这真是让人惊讶,一个近现代的革命领袖,又不是李自成、洪秀全,竟然没有建立严密革命组织的意识,怎么可能呢?
这是不能苛求孙中山的。他人在彼时,身在此山中,既不可能扒开杂枝乱叶,发现隐于深处的问题源头,也无暇触及这个问题
很多人以为,民国社会已接近于现代。
实际上,就算到了1940年代,也非如此。
抗战期间,出于用中国广袤的山川大地拖住日本陆军的战略盘算,山姆大叔援助了国民党大量战略物资与美元,但他们却抱怨道,钱是花出去了,可事情却办得不咋滴。
这也难怪,资本主义车轮上的议员,怎能理解民国大山里的生活呢?
时值雨季,当时还是连长的黄仁宇,随着驻缅远征军经过云南,部队拖在身后的军备,不是无故消失,就是深陷淤泥。消失的可能是被偷了,陷进泥潭的也基本出不来了。
因为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。而找毛驴的方法是这样的:先找到村长,然后用枪逼着他交出村里的毛驴。
枪炮很多,村长却不好找,毛驴也有限。
假如你要送一封信到隔壁的省,就得像明代社会那样,在路上耗时一个月。
部队的基层领导,还得分心管好“内鬼”。
第一种内鬼,是士兵。当时士兵月薪是12元,连长40元,山上土匪却开出一支步枪7000元的条件,蛊惑士兵偷枪卖。机关枪和军官手枪更贵。所以连队里晚上睡觉就把枪支锁起来。
第二种内鬼,还是士兵,不过是他们的嘴巴。士兵的嘴主要不是用来说话的,而是吃饭的,可是由于饿,吃得不好,他们一有机会就跑去村里偷狗吃。连长非常操心这事。
他操心这事,不是怕士兵拿了群众一针一线,而是他们煮狗肉时卫生搞不好,大吃大喝之后就生病,一生病基本就挂掉。
挂掉一个少一个。不操心哪行呢?
诸如此类的破事,不胜枚举。真是承蒙上帝厚爱,在悲催的年代,送来这么多黑色喜剧。
但还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。
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,当中国军队一步步从东部,撤到西部内陆地区时,维持军队与政府开支的钱与粮食,就成了最大的问题。
之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,主要来自东部的关税、盐税、消费税、债券,退到内陆地区后,收入是全没了,仗却还得继续打。
悲催的漫漫黑夜开始了。
广渺的内陆不是穷,是真穷。古老乡村除了种地之外,也没别的营生,本来许多农民一年苦哈哈忙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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