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的意见。”杨副场长想了想说道:“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,县领导和公安局有时候还要求我们配合,尸体火化了,家属也就闹不起来了。”
杜雨菲点了点头,继续问道:“那今天有没有领导提这个要求?”
“没有……”杨副场长茫然地摇摇头:“我们看有村里的介绍信,杨支书还亲自来了,也就信了。再说了,我们要坚持不办,他们会闹事的,你们看见了,他们警察都不怕,你让我们怎么办……”
听到他们的对话,杜雨菲心里骤然一阵悲哀,良久无语。
基层的一些干部,很多时候法律意识非常淡薄,他们以为按照领导或人情为依据办事,是合情合理的,却从不考虑是否符合程序或法律。
就像县医院和火葬场的领导们,他们被患者或死者的闹事搞怕了,只要能息事宁人,不太离谱的事,能办就办了,要不然,闹出事来,难受挨批问责的还是他们。
中国人的人情与领导要求,让人在愤怒之余,有种无语感。
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顾和偏袒,有的时候所产生的困难远比破案的难度更加让人难以克服。在部分人的脑子里,似乎照顾认识的人,照顾有关系的人,是远远排在法律之前的,或者说,情和法,也是情在前,法在后。
人情大于天,领导指示高于法,这就是不少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,青原市尤甚!
什么时候,大家都能按程序和法律办事,青原市才算真正有了发展,有了进步,有了希望,也只有这样,才能让那些依靠关系、人情和领导指示办事的人明白,他们在维稳幌子下的卖人情,其实就是在犯法。
有的时候,杜雨菲真想抓住这帮人的脖领子问问,他们这么做的时候,有没有考虑到有一天会因为这些认识上的偏差把自己送进了监狱?
当然,这最终也只能是想想,停留在思想中,这些琐碎的事,还轮不到她一个刑侦支队长来抓来管,也抓不好,管不了,现在的当务之急,是赶紧查清楚,敖富国到底是怎么死的。
杜雨菲见问不出太有价值的东西,便说:“杨副场长,你把情况简单写一个材料,交给派出所,我们先走了。”
“好的,好的!”杨副场长如蒙大赦,连声答应道。
“谢谢你啊,以后少不了还要麻烦你。”杜雨菲匆匆告别。
“再见,再见,欢迎再来,再来啊,呵呵!”杨副场长的告别词让杜雨菲哭笑不得。
快步走出办公楼,杜雨菲对戴勇说:“我去县公安局找郭局长,把案子接过来,你把死者的尸体带回去,安排进行尸检,并立即组织调查取证!”
“是。”
戴勇走到院子里,招呼着还在看押那群所谓家属的警察,迅速跳上车,飞快驶离了火葬场。
杜雨菲站在办公楼前,给楚天舒发了一条短信:“人已到手!”然后,登上另外一辆警车,直奔青北县公安局。
刚刚听取完汇报的楚天舒,接到杜雨菲的短信之后,合上了笔记本,说:“欧阳书记,情况基本清楚了,你和我去市政府,把上访的村民领回来,其他同志按照县里的安排,继续开展工作。我只提一条要求,不能再发生新的冲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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