途的关键时期,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,既有合作,也有暗斗,作为副市长,工作上只能听市长郎茂才的安排,很多时候夹在中间很别扭,但也只有隐忍,尽量去适应。
从省城开完会回来,叶庆平和郎茂才长谈了一次,两人达成共识,按照省领导的指示,把主要精力用在搞经济建设上,抓出一两项在全省看得见摸得着叫得响的民生工程来。
当然,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,比过去有底气多了。
因为,楚天舒在青原市抢先一步实行了土地储备的新政,通过连二连三的整理和出让土地,为市财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。
尤其是郎茂才,外环线道路改造工程的成功,就像一剂鸦片与一碗鸡血,既刺激他对上项目搞建设上了瘾,又对捞政绩充满了歇斯底里的亢奋。
近年来,世界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“中国发展之谜”。
各国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,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、底子薄弱的大国,还面临着官员腐败、贫富差距、道德滑坡等至今尚未根治的问题,那么,这个国家究竟采取了什么方法,就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实现经济腾飞呢。
祝庸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,尝试着回答了中国发展之谜。他认为,尽管面临着诸多的难题,但过去几十年间,中国起码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做对了两件事,才换来了今天的成绩。
第一,在经济上,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彻底激发了民间创造财富的活力。
第二,在政治上,用经济建设的成绩来考核各级干部,迫使各级干部必须扑下身子抓经济。
祝庸之的这一见解,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同。
不过,在私底下与楚天舒等人交谈时,祝庸之也感叹过:“在如今中国,不讲政治的人玩不转,可一个纯粹的政客也走不远,你哪怕再精于权术,如果当地经济建设一塌糊涂,拿不出几个叫得响的项目,同样很难得到提拨重用。当然了,这种用人导向的负面效果也十分明显,各地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大行其道。但反过来想,如果领导们都不去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,中国能发展得这么快吗?”
祝庸之不愧是东南省乃至全国知名的政治经济学家,眼光独到而且一针见血,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洞若观火,明察秋毫。
通过对杜凭风和吴新元等人的处理,昔日掌控青原政法系统的强势人物郝建成被收拾得服服帖帖,在解除了政治上的羁绊后,叶庆平自然也要端出自己的政绩工程来。
这项政绩工程,就是在江北打造出一座青北生态城。
按照叶庆平与郎茂才长谈时商量的设想和规划,青北生态城的定位,不仅是经济中心,更是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,并将在五年内发展成为城市的副中心,除开经济指标的考核,这里还将建成一个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典范。
虽然两人在青北生态城的开发建设上达成了共识,但是,围绕着青北生态城开发建设的主导权,叶庆平与郎茂才又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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